近来似乎常听到在狱企业家“出来”、东山再起的“好消息”，但近日之间，却闻两条“企业家”下狱的新闻——甘肃知名商人张宝，为取得项目，行贿武威市委书记火荣贵，计现金和黄金首饰共值224万，近日因行贿罪被判6年徒刑；北京蓝讯公司向市供销合作社党委书记、董事长高守良行贿1500万元，其负责人王某、陈某、徐某分别以单位行贿罪被判刑2年至3年半，去了他们应该去的地方。

两则“企业家”新闻，之所以值得注目，当然是由于向来舆论对受贿者关注尤多，对行贿方则常常“网开一面”，其实行受贿是“两合犯罪”，所以“行贿受贿一起判”应是常理。更引关注的，是某些“企业家”的行贿成瘾，“老板”围堵官员，“企业”以钱摆平贪吏，“企业家”把“政治家”拉下水，这样的“战略”，一定程度上损坏了企业家群体的社会形象。

但是坊间舆论，也有人反问，这些“企业家”，为什么要行贿官员，为什么甘于捧上真金白银且自取其辱？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老板行贿的原因林林总总，有自身素质问题，也有社会性缘由，至少其中不排除一个类型，那就是所谓“无奈”。

近日还有一条新闻，似乎有助于解读上述这个问号。同江市副市长李振波最近被判12年，什么罪名呢？收受“老板”们几千万元。李副市长受贿，却从不开口，他利用管着招商和城建两大块权力，坐在那里等着“要项目”的老板“到位”。你不送钱吗？他就以“麻烦”“不好整”“难度大”把你打入“冷宫”；你若送了一点，却还没到李副市长的“心理价位”，他就推脱“要一个过程”“以后再说”，直到你足额贿够，他落袋为安，自然给你办好办妥！有人说这是“另一种卡拉ok”——先卡住你，但也不卡死你，拉高你的成本，拉长你的时间，等着你“觉醒”“明白”“自觉到位”，然后一切“ok”。一些“企业家”无奈之下，只好乖乖就范、行贿上贡，他们是有求于衙门、有求于官吏呀。就拿文前二例来说，张宝张老板也好，蓝讯公司王总也罢，不都是为了要从火书记和高董事长笔下“要项目”、要饭吃吗？

我们现在讲要树立“企业家精神”，企业本来应当只管在商海风云中独立拼搏合纵连横，不应当勾连官场，更不必向官吏“输送利益”的，但是在有些地方的政治生态和市场生态中，要商家独立恪守原来意义上的“企业家精神”，似乎很难。李克强总理曾告诉企业家不要“见菩萨就烧香”，可是总理同时又讲过“企业要上一个新项目，要经过27个部门、50多个审批环节、时间长达10个月”，结果还没有“下来”的故事。这27个“庙”，你能不“烧香”，这50多尊“菩萨”，你敢不拜？还记得那张“审批长征图”吗？企业上个项目，跑了20个厅局53个处，盖了108个图章，耗时799个工作日，居然没有“搞定”，什么道理呢？其中有没有一批李振波李副市长去那里唱“卡拉ok”等着你“到位”才行呢？

这绝不是推断臆想，有一位企业家亲口告诉我，为了小小一瓶矿泉水的“准入”，他在某地耗了2年半还未“放行”，后经“高人指点”，才知道“书生气太足”，企业家精神似不管用，怎么办呢？“只好送啊”，果然“一送就灵”。至于一个“科座”可以将你的土地、项目、贷款、准许、税负“冻”上几年，一个处长可以扬言“分分钟搞死你个企业”，这些威风之下，“企业家”还剩下多少“精神”呢？

企业家精神的养成和建树，不能只靠一群“老板”的“坚持”，须要丰沃的土壤和充足的条件，其中政商关系是第一要素。在我国国情之下，政商关系，又以官员为矛盾的主要方面，关键在于“政”。在某些地方，如果没有火李那样的“钓鱼执政”，多数企业家不会“自觉自益”地进贡，也不必去触犯行贿的罪刑。

当然，企业家也要“坚守”，正如当年朱镕基总理要求财会人员将“不做假账”当作座右铭那样，我们的众多企业家，能不能多一点风骨，多一点自重，把“不行贿”也作为企业家精神的基础一条呢？